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80条和2012年修改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14条也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管机关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通讯记录。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宪法法院的裁判约束所有国家机关，故具体争议在于，此类裁判作出后是否可以阻止立法者在之后重新制定相同的规范。[2]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应当是普遍约束各国家机关的。
（一）全国人大是否受到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我国《宪法》第62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26]由于联邦宪法法院既是宪法机关又是司法救济机关，[27]因此其裁判兼具两种确定力。[40]在此基础上，可参考既判力的效果，发挥这一司法原理的工具价值，明确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确定力，使之能遮断针对相同规范且无充分理由的后来申请。[49]宪法并未表明宪法法院应受先例约束，其在宪法解释方面的终局权威性意味着其不受任何第三方的约束。同时，由于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合一，合宪性审查决定也具备法律效力，即除公权力机关外还约束各类私主体。
[30]既判力主要是在当事人之间生效而非普遍生效，[31]拘束对象主要是当事各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审裁法院。[51]修正行为是为了更准确和客观地释清宪法，这也反映出只有宪法本身才是约束宪法法院的根本规范，凸显了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正当性方面，平台与配送合作商共同实施劳动管理，根据上文算法控制所揭示的平台对劳动的控制过程可知，平台系直接行使对从业者的管理控制，主导与从业者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劳动条件，却不承担任何劳动保护方面的义务与责任，构成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有失公平。
二是从业者对平台的大数据运作和算法技术具有天然的信任和依赖，相信其在预计时间、路线导航方面的科学性。[44]在此模式下，平台才是直接的市场参与者，平台从业者被隔离于真正的劳务交易市场之外，在平台构建的内部市场中活动。二是服务评分高，工作表现优异的从业者，因为这些从业者能够增加消费者对平台的满意度，从整体上提高平台的市场竞争力。[25]可见，在平台从业者工作期间必须服从平台各项规则，否则可能面临等级评分和物质奖励各方面惩罚的情形下，可认定平台行使了用人单位惩戒权，满足人格从属性成立的要素之一。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2民终8125号。依然以配送行业为例，一方面，除硬件设备外，配送员的订单来源、行程线路和送达要求等劳动条件均由平台及算法提供。
利用这一视角，在发现平台用工的劳动保护难点时，能够识别出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安排情况，为制度的设计和评价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和充实的素材。如上文所述，平台与配送合作商共同实施劳动管理，平台行使对从业者的管理控制，主导从业者劳动过程如路线规划，劳动规则如送达时间、着装外观，劳动报酬如峰时定价、奖惩制度等一系列劳动条件，并通过平台系统发送指令，与骑手进行互动，对骑手进行监控与管理。如果说传统出租车司机每天首先想到的是‘先赚回今天的份子钱，平台司机想到更多的则是‘完成今天的接单量。[18]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算法应用使得判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组合的性质更加困难。[56]再者，有学者提出借鉴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设置领头企业的保证人责任的做法，[57]这种方案的责任设置原理其实是与守门人责任相通的，均是基于平台在市场资源和劳动条件上的强势地位。李坤刚：《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组织从属性的理解趋向一致，认为用工的组织从属性是劳动者的劳动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37]，或称为劳动者的劳动作为用人单位生产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38]，同时，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指挥与控制[39]或劳动者因此就成为用人单位的劳动组织成员，在劳动中承担作为劳动组织成员所应负的遵守规章制度、保守商业秘密等义务[40]。
在企业发展进程中，此类外包业务的经营行为并不罕见，美国知名劳动关系学者、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部门的负责人大卫·威尔（David Weil）将该现象形象地称为割裂的工作场所（The Fissured Workplace）。最后，对于运用算法系统管理控制从业者劳动过程的平台，直接参与从业者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劳务交易关系，应否认其作为信息中介角色的抗辩，直接认定符合组织从属性的特性。
随着平台用工的持续发展壮大，网约车司机遇害、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受伤、外卖小哥超长加班等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被忽视的社会性风险愈发凸显。其二，当下裁判意见多将配送合作商认定为专送骑手的用人单位，排除平台责任，如此做法存在正当性和可行性上的不合理。
[59]关于平台未尽守门人责任，构成帮助侵权的案例现多见于网络传播权纠纷，参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湘01民终10636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73民终155号。对于组织从属性的争论，往往集中在平台的法律地位是居间人还是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之上，如各类配送平台是信息服务公司还是配送服务公司？在审判实践中，平台往往辩称其是提供信息浏览的平台，是否订立合同都由用户选择[41]，平台仅为商户和用户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站，并不参与实际商业行为，亦非交易主体[42]。面向配送合作商体现为平台负责对合作商资质、运营表现等各方面的筛选和监督。然相反论点指出经济从属与受雇人和雇主间之经济或财政状况无关，受雇人之经济状况未必不如雇主[29]。[53]See RH. Kraakman, 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2（1）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Organization 53—104（1986）.[54]M. Thompson, Beyond Gatekeeping： The Normativ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Intermediaries,18（4）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Law 783—848（2016）; GF. Frosio, Why Keep a Dog and Bark Yourself? From Intermediary Liability to Responsibility,2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33（2018）; Orla Lynskey, Regulating Platform Power, LSE Leg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1/2017.[55]张新宝：《互联网生态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设置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3期，第24页。2015年美国平台用工标志性案例O'Connor诉Uber案中，法院专门就平台控制权进行解释，指出Uber通过应用数据随时随地监控（monitor）司机的工作表现和行为，并引用福柯有意识的和永久的可见状态确保权力的自动运行的论述来说明这是一种巨大的控制权。
从总体上看，配送员如果缺少平台提供的配送信息、路线规划、送达时间等条件则无法完成配送服务，配送员并非如劳务关系或承包关系的劳务提供者可以依靠本人生产资料形成劳动产品的从业者。国家统计局及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口数量7亿余人，[1]其中，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就占2亿人。
关键词: 算法控制 平台用工 劳动关系认定 劳动权利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逐渐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培育激励新业态成长，催生出网约工等多种灵活就业形式。[47]这意味着专送骑手从属于平台+配送合作商这一整体，而我国劳动关系法律以一对一的典型劳动关系为基础。
在否认劳动关系的判决中，也常见法院采纳这一抗辩。一、从平台到算法自平台用工发端以来，学界业界关注焦点集中于平台这一新型劳务交易载体。
对于数字时代的平台从业者而言，实现体面劳动的首要和关键是保障其劳动权益。一般而言，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报酬是经济从属性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工资支付凭证可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证，即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是获得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对价。决定从业者收入的不仅有定价，还有算法对从业者的表现进行评估并施以的一系列实时、动态奖励措施。可见，平台规则与算法命令的作用效果正无限逼近典型劳动关系中的人力管理强度。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虽然平台就业相较传统就业转向以互联网平台作为劳务交易载体，以数字命令替代传统人工管理，但实质并未改变劳资间的控制与从属关系，仅构成劳动管理技术与工具的创新更迭。[49]《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载中国共青团网，http：//qnzz.youth.cn/qckc/201903/t20190304_11885614.htm
世断无信件被人启阅，而仍诩言通信自由者，而秘密之自由在欧文当为Freedom of 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逻辑上之不可通，稍沉思而即得也，故自由二字已足。其著者，如出版法、非常时期的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戏剧电影检查办法，邮电检查制度等。
一方面，不构成宪法上检查的干预通信行为，例如城管呼死你、交警调取通话记录，应受第40条第一句约束，需有法律依据方可为。通信自由指通信活动的完整性，通信秘密指通信活动相关信息的秘密性。
可见，八二宪法制定时，通信记录已然属于保密范围。[48]汪馥炎：《宪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1-72页。[35]这正是为什么欧洲人权法院在大量案例中判定职场、商业交流受《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通信受尊重权（respect for ones correspondence）保护。[49]参见韩大元编：《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14]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71]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33页。但基于下文将详述的理由，这不必以缩小通信范围为代价。
[100]参见朱宁宁：《备案审查剑指道交管理法规规章》，载《法制日报》2019年1月29日，第5版。事实上，就立法原意来看，上述条文中的网络通信并不限于点对点发送，而是覆盖所有网络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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